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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研究成果

立法法的修改對較大的市地方立法影響及應對——以寧波市為例

信息來源:內司工委 發布日期:2016-11-02 作者:王瓊碩 閱讀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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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較大的市立法權在近20 余年的進程中,不僅為中央層面的立法提供了豐富的經驗,也為地方發展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2015年3月1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以下簡稱《立法法》)進行了重要修改,對地方立法主體進行擴容,對地方立法權限范圍進行限定,并取消了較大的市的表述,給原先享有市級地方立法特權的較大的市帶來了很大影響。本文結合《立法法》的修改,從《立法法》修改前享有立法權的較大的市的角度(以寧波為例),梳理市級地方立法權發展脈絡,分析《立法法》修改對較大的市的影響,并探討當前形勢下,較大的市立法權的發展方向。

【關鍵詞】立法法修改 較大的市 設區的市 地方立法權

2015年3月15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的決定》。在立法權的配置方面作了重大修改,對地方立法主體進行擴容,并對地方立法權限范圍進行限定。使得市級的地方立法權從原來的49個較大的市(包括27個省會市、18個經國務院批準享有地方法規制定權的較大的市以及4個經濟特區所在地的市),擴大到所有共計284個設區的市,并取消了較大的市的表述。同時,將原來未受范圍限制的市級地方立法權收攏在城鄉建設與管理、環境保護、歷史文化保護等方面。這些修改表明“較大的市”地方立法特權已經成為過去,我國的市級地方立法進入了一個新時代。本文擬結合《立法法》的修改,從《立法法》修改前享有立法權的較大的市的角度(以寧波為例),梳理市級地方立法權發展脈絡,分析《立法法》修改對較大的市的影響,并探討當前形勢下,較大的市立法權的發展方向。

一、從較大的市到設區的市——市級地方立法權的基本概述

所謂地方立法,是指特定的地方政權機關,根據一定職權和程序,運用一定技術,制定、認可、修改、補充和廢止效力不超出本行政區域范圍的規范性法文件的活動 。市級地方立法尤其具有地方性、從屬性和自主性等特征,在地方法治發展以及對上位法的落實和具體化過程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一)較大的市的概念

在我國,較大的市是一個被法學、政治學廣泛使用的概念,但是就較大的市的界定及范圍卻沒有形成共識,就我國當前的法律規范而言,也未采取一致的規定。作為一個法律概念,“較大的市”最早出現于我國現行《憲法》第三十條規定中:“直轄市和較大的市分為區、縣”,且未將較大的市與立法權結合在一起。故憲法意義上“較大的市”是從行政區劃的角度加以規定的,指除直轄市和縣級市以外的設區的市,即介于省級行政與縣級行政之間的一級區劃,屬于行政區劃范疇,而并非立法主體范疇。1982年和1986年修訂的《地方組織法》均將省、自治區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并列,作為享有地方立法權的主體(前者享有地方性法規的擬定權,后者享有地方性法規的制定權),故可以認為《地方組織法》中的較大城市僅指國務院批準的較大城市,在范圍上和職能上均有別于行政區劃意義上的較大市。2000年的《立法法》第63 條不僅再次重申了較大的市擁有地方立法權,還在《地方組織法》的基礎上擴大了較大的市的范圍,“本法所稱較大的市是指省、自治區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經濟特區所在地的市和經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綜上所述,較大的市在憲法學上至少有兩個含義,一個是從行政區劃角度上講,指下設有區、縣的市; 二是從地方立法權角度,是指省、自治區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經濟特區所在地的市和經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本文標題所稱較大的市,主要是指地方立法權角度的較大的市。

(二)較大的市的立法權的取得

較大的市的立法權始于1982年12月五屆全國人大修改《地方組織法》。在這次會議上,“不少地方提出,除直轄市外,一些較大的市,政治、經濟、文化地位比較重要,也需要因地制宜地制定一些地方性法規。為了適應這些城市的實際需要,又考慮到憲法規定省、自治區、直轄市才有權制定地方性法規,草案補充規定,省、自治區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經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的人大常委會可以擬訂本市需要的地方性法規草案,提請省、自治區的人大常委會制定、公布,并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備案。” 1986年12月修改的《地方組織法》第7 條第2款將省會市和較大的市地方性法規的“擬定地方性法規草案”修改為“制定地方性法規,報省、自治區的人大常委會批準后施行”。2000年制定的《立法法》在此基礎上,擴大了較大的市的范圍,同時簡化了向上級機關報請批準的程序。該法第63條規定“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根據本市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在不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和本省、自治區的地方性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報省、自治區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準后施行。”2005年修改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也做了類似的規定。綜上所述,較大的市立法權作為地方立法權的一種,是我國統一而又分層的立法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較大市的立法權的取得和發展經歷了一個權力來源上從無到有、立法主體上從少到多、立法程序上從不完備到較為完備的歷程。

(三)設區的市立法權的取得及限制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逐步增加有地方立法權的較大的市數量;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進一步提出,明確地方立法權限和范圍,依法賦予設區的市地方立法權。為落實好黨中央的精神,既要依法賦予所有設區的市地方立法權,以適應地方的實際需要,又要相應明確其地方立法權限和范圍,避免重復立法,維護國家法制統一。 2015年3月15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審議通過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的決定》對設區的市一級地方立法制度作了重大修改。取消了較大的市的表述,對地方立法主體進行擴容,并對地方立法權限范圍進行限定。使得市級的地方立法權從原來的49個較大的市(包括27個省會市、18個經國務院批準享有地方法規制定權的較大的市以及4個經濟特區所在地的市),擴大到所有共計284個設區的市。除設區的市以外,此次《立法法》修改還同時賦予自治州和東莞市、中山市、嘉峪關市、三沙市四個不設區的市地方立法權,比照適用有關賦予設區的市地方立法權的規定。考慮到此次放開的市級地方立法主體數量較多,地區差異大,故規定由省級人大常委會確定新獲得立法權的設區的市開始制定地方性法規的具體步驟和時間。同時,原來未受范圍限制的市級地方立法權權限范圍被限定在城鄉建設與管理、環境保護、歷史文化保護等三個方面,而報請所在的省、自治區人大常務委員會審查批準的程序得以延續。全國人大代表、湖南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游勸榮認為,《立法法》賦予所有設區的市地方立法權有利于調動地方立法的枳極性,解決改革過程中“基層探索”于法有據的問題,有利于地方政權機關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改革發展中碰到的問題,也有利提高全社會的法治觀念和法治意識。

二、《立法法》修改對較大的市立法權的影響

(一)較大的市立法權限范圍縮減
2015年修改的《立法法》中一個重大變化是,對市級的地方立法權限范圍進行限定。該法第72條第2款中規定:“設區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根據本市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在不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和本省、自治區的地方性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可以對城鄉建設與管理、環境保護、歷史文化保護等方面的事項制定地方性法規,法律對設區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規的事項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該規定,對于普通的設區市,其立法權從無到有,增加了三方面的立法權。但對于原先享有立法特權的較大的市而言,其立法權限范圍是被縮減的:在2015 年《立法法》修改之前,較大的市的立法權不受限制,只要是除《立法法》第8條法律保留的事項外,都可以進行立法;但是《立法法》修改之后,較大的市被并入設區的市范疇,其立法權也同時被縮減在城鄉建設與管理、環境保護、歷史文化保護等三個方面,不再享有其他方面的立法權。

關于較大的市的地方立法權限范圍的縮減,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律委員會《關于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審議結果的報告》認為:“城鄉建設與管理、環境保護、歷史文化保護等方面的事項”,范圍是比較寬的。比如,從城鄉建設與管理看,就包括城鄉規劃、基礎設施建設、市政管理等;從環境保護看,按照《環境保護法》的規定,范圍包括大氣、水、海洋、土地、礦藏、森林、草原、濕地、野生生物、自然遺跡、人文遺跡等;從目前49 個較大的市已制定的地方性法規涉及的領域看,修正案草案規定的范圍基本上都可以涵蓋。同時,考慮到原有49 個較大的市的情況,《修改決定》規定,“原有49 個較大的市已經制定的地方性法規,涉及上述事項范圍以外的,繼續有效”。總體上看,上述規定能夠適應地方實際需要。

但是,從寧波市的地方立法實踐來看,以上表述并不完全準確。此次立法權限范圍的縮減對寧波市的發展仍將帶來較大影響。在寧波市現行有效的79件地方性法規中,有不少是涉及經濟發展、公共服務、社會管理、民生保障以及教育、衛生、社會保障等內容的。例如《寧波市臺灣同胞投資保障條例》、《寧波市企業技術秘密保護條例》、《寧波市專利管理條例》涉及經濟發展;《寧波市勞動爭議處理辦法》、《寧波市房地產中介服務條例》涉及社會管理;《寧波市獻血條例》涉及衛生方面;《寧波市制定地方性法規程序規定》涉及地方國家機關權力行使;《寧波市預防職務犯罪條例》涉及司法方面等等。這些地方性法規均為寧波的經濟發展、社會穩定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但是,嚴格意義上,較難歸入城鄉建設與管理、環境保護、歷史文化保護等范圍內。雖然,新《立法法》第72條第6款規定:“省、自治區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經濟特區所在地的市和國務院已經批準的較大的市已經制定的地方性法規,涉及本條第2款規定事項范圍以外的,繼續有效”。但隨著此次市級地方立法權限的縮減,今后寧波市將不能在這些方面進行新的立法。這也意味著包括寧波市在內的49個原享有市級地方立法特權的較大的市,在今后的工作實踐中,不僅需要重新對立法規劃進行梳理,更重要的是,在城鄉建設與管理、環境保護、歷史文化保護三個方面外的領域,需要重新尋求新的合法合理適當的路徑進行規劃管理。

(二)較大的市面臨的設區的市之間的競爭加劇

八九十年代,地方立法權被下放到較大的市一級,主要是為了適應改革開放的需要。國家希望這些城市利用地方立法權,在不與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通過制定地方性法規和地方人民政府規章,創設一些適應地方發展的行政許可、行政處罰等事項,促進城市發展戰略,推動改革開放,并且對輻射周邊地區發揮作用。反過來說,一個城市如果不是享有地方立法權的“較大的市”,則該市只能以地方政府的“紅頭文件”形式規定、發布吸引外資、制度創新的措施,對外的效力很有限。例如,深圳市在獲得地方立法權之前,時任深圳市市長李灝曾說:“我們搞對外合資、優惠政策,我說我有紅頭文件,但對方說,我們一定要看法律條款。如果打官司,政府文件不可能被法院認可,只有法律條文才行。” 可見,地方立法權對于地方經濟的發展、提升城市知名度、擴大區域影響力、方便招商引資等方面起到的巨大作用。故,1994 年以后,雖然國務院沒有再批準過新的較大的市,但是向國務院申報“較大的市”的城市卻絡繹不絕,熱情高漲,主要目的還在在于爭取地方立法權。

事實上也的確如此,49個較大的市獲得立法權之后,大部分無論在法制、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都取得巨大發展,并對促進周邊地區的發展進步起了很大作用。可以說,在計劃經濟條件下伴隨著改革開放發展起來的較大的市立法權,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已經逐漸成為我國立法體系中最活躍的部分,對我國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以寧波為例,1988年獲得國務院批準成為享有地方性法規制定權的較大的市。1989年,根據地方特色,制定了第一部地方性法規《寧波市象山港水產資源保護條例》。此后二十多年來,寧波市充分運用地方立法的自主性和創造性,從本市實際需要出發,共制定地方性法規110件,廢止31件,現行有效79件,對50件法規進行了68次修改,使寧波經濟社會建設各方面基本實現了“有法可依”,較好地服務了寧波地方經濟社會的發展。如《寧波市象山港水產資源保護條例》規定了象山港域內魚、蝦、蟹、貝類的采捕標準,禁漁期,捕撈方法,水域、灘涂環境保護,漁政管理,以及獎勵和懲罰事項等,近20年都在護衛美麗的象山港,直到2004年被廢止。再如1995年制定的《寧波市臺灣同胞投資保障條例》規定了臺灣同胞在甬投資的權益保障、臺灣同胞投資企業的相關規定、臺灣同胞及其隨眷在甬的優惠政策、臺灣同胞維權投訴等等內容,對于充分發揮地區優勢,引進外資起到了良好的推動作用,該條例仍現行有效。此外,寧波的許多地方法規不僅服務了本地的經濟社會發展,而且開了全省先河,并且走在全國前列。如《寧波市征收集體所有土地房屋拆遷條例》、《寧波市學校安全條例》、《寧波市無居民海島管理條例》、《寧波市預防職務犯罪條例》、《寧波市遺體捐獻條例》、《寧波市精神衛生條例》等。可以說,地方立法權給寧波市的發展帶來了非常大的優勢和紅利。

然而,2015年修改的《立法法》,將原先包含三種類型(省、自治區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經濟特區所在地的市和國務院已經批準的較大的市)的“較大的市”統一歸入“設區的市”,并將市級地方立法權限進行了統一限定。這意味著,今后所有設區的市將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均等地享有市級地方立法權。原先不享有地方立法權的設區的市成為地方立法權全面擴容的直接受益者,得以在法律規定的權限范圍內,通過行使地方立法權,以法律的形式對之前的改革成果予以保障,并能夠利用制定地方性法規去破解發展中的一些困難,加快推動經濟社會的發展。而寧波市等原先享有立法特權的49個較大的市將逐漸失去原先的個別享有的市級地方立法權的紅利,并且將越來越多地受到其他設區的市因地方立法帶動經濟社會快速發展所帶來的競爭和挑戰。

三、新形勢下較大的市立法權的發展方向

(一)突出地方特色,立法權幫助提升城市競爭力

地方立法權是各地人民當家作主管理地方事務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權力 。地方立法的本質屬性在于地方的自治性,地方立法權源于并服務于地方自治權 。在推進法治中國建設,推進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以及全面深化改革且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據背景下,地方立法對于實現法治前提的“有法可依”要求的作用和意義是毋庸置疑的,其主要優勢就在于,能夠根據本地區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靈活地解決當地實際問題。新《立法法》規定的設區的市允許制定地方性法規的“城鄉建設與管理、環境保護、歷史文化保護”三類事項,屬于上位法不好具體規定,需要根據本市城鄉的具體情況進行立法的事項。因此,較大的市要增強自身的綜合競爭能力,繼續保持已經取得的領先地位,就需要根據自身的發展戰略,定位獨特的區位優勢,統籌進行地方立法規劃,以立法的形式將地區優勢內化為制度構建,從而提高城市法治建設和管理水平、保障城市適度自治,促進城市經濟社會健康可持續發展。

過去,較大的市在充分利用已經獲得的地方立法權限資源推動城市的建設與發展的同時,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本地特色不突出的問題。有學者統計指出,“不少地方法規條文內容上,有1/3 屬于可以不寫的,1/3 屬于可寫或可不寫的,1/3 屬于可以寫的。有的實施類法規,真正根據本地方實際情況和實際需要、帶有地方特點的規定就只有幾條。” 這不僅浪費了寶貴的立法資源,也同時浪費了盡早將區位優勢轉化為制度構建的機會,一定程度上拖后了城市的法治化建設和經濟社會的發展進程。《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修正案(草案)〉的說明》中,也明確指出要“避免重復立法,維護國家法制統一”。在過去,較大的市挾地方立法特權,因缺少競爭,在立法上這些本地特色不突出等問題并不影響其享受地區立法所帶來紅利。但現在,隨著地方立法權主體的擴大,設區的市之間競爭將不斷加大。有學者指出“地方立法權行使得當,真正地立足地方特色,則不僅突顯地方優勢,同時還能使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國家方針政策在本區域內更有效貫徹落實,對當地的經濟文化發展起到推動作用。” 反之,若地方立法權行使不當,將會逐漸落后于其他城市。

因此,較大的市在已經取得的發展成果基礎上,應當緊緊抓住區位優勢、地方特色來制定地方性法規,進而增強自身的綜合競爭力。這種優勢和特色可以是基于氣候、土壤、資金、技術、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經濟產業優勢,或者是基于較完備的法律制度、較先進的立法技術、較開放的政策許可等制度因素的政策法律優勢,也可以是基于較低的犯罪率、較成熟的糾紛解決機制、較透明的行政司法程序等治理因素的社會治理優勢,還可以是基于交匯的交通樞紐、沿海的深水良港、臨邊的邊境貿易等地域因素的地緣優勢。 而最終圍繞這些優勢所建構不同制度會影響和改變其自身的轉換成本、組成結構、可預期性和穩定性,最終關系到城市競爭力的強弱。  

(二)總結經驗教訓,科學民主立法提高法規質量

較大的市要在地方立法權全面擴容、失去原有的立法紅利的新形勢下,進一步發揮地方立法對服務經濟發展和保障社會民生的作用,繼續保持各方面領先勢頭,就必須從自身發力,找優勢、補短板,提升地方立法的能力和水平。與新獲得地方立法權的設區的市相比,較大的市無論在立法人才儲備上,還是在立法能力和經驗上都占有先天的優勢。因此,在新獲得地方立法權的設區的市正處于籌備組建立法機構并嘗試進行立法起步的時期,較大的市應當把重點放到總結自身立法經驗教訓,進一步推進科學民主立法,努力提高立法質量上來。

在獲得地方立法權以來的二十多年里,較大的市在立法工作方面積累了大量的經驗,對于保證立法質量、提升服務城市發展起到了良好作用。以寧波為例,在地方性法規制定、修改的規劃、計劃、程序、技術和機制等方面均有比較全面的經驗總結,相繼出臺了《寧波市制定地方法規程序規定》、《寧波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立法聽證規則》、《寧波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立法計劃制定辦法》、《寧波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法規草案重要條款單獨表決辦法》、《寧波市人大立法技術規范》、《寧波市人大常委會立法協商工作辦法》、《寧波市人大常委會基層立法聯系點工這辦法》、《寧波市人大常委會立法咨詢工作辦法》等一系列相關規定,有力推進了該市立法工作的良性發展和改革創新,并形成了較為完善的地方立法工作機制。這些經驗和優勢,是新獲得地方立法權的設區的市短時間內無法獲得和超越的。

在取得成果的同時,較大的市在立法方面也存在不少問題。習近平在作《關于<中共中央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時就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在立法領域面臨著一些突出問題,比如,立法質量需要進一步提高,有的法律法規全面反映客觀規律和人民意愿不夠,解決實際問題有效性不足,針對性、可操作性不強; 立法效率需要進一步提高。還有就是立法工作中部門化傾向、爭權諉責現象較為突出,有的立法實際上成了一種利益博弈,不是久拖不決,就是制定的法律法規不大管用,一些地方利用法規實行地方保護主義,對全國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秩序造成障礙,損害國家法治統一。” 雖然這是針對全國范圍內的立法工作指出的問題,但也有很多值得地方立法反思和克服的。因此,較大的市,在以后的地方立法過程中,應著力避免重復立法、越權立法、地方保護主義立法等,減少景觀式立法;同時,應注重充分發揮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導作用,健全市人大主導立法工作各環節的科學立法、民主立法工作機制,并加強立法后的監督和評估工作,在提高立法質量上下狠功夫。

(三)協調地區立法,融入國家戰略引領區域發展

近年來,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進一步高速發展,城鄉融合的進一步推進,城市群、都市圈等區域逐漸形成。而值得注意的是,現已形成或正在規劃中的城市群、都市圈的中心多數為最早擁有地方立法權的較大的市。這說明國家對于發揮較大的市對輻射和引領周邊地區的作用的想法一如既往,沒有改變。如2016年6月國家發改委、住建部發布的《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發展規劃》,規劃提出,優化提升長三角城市群,構建“一核五圈四帶”的網絡化空間格局,發揮上海龍頭帶動的核心作用和區域中心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依托交通運輸網絡培育形成多級多類發展軸線,推動南京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合肥都市圈、蘇錫常都市圈、寧波都市圈的同城化發展。

城市群出現與發展意味著各城市之間的邊界尤其是制度邊界在逐漸消解。無論是實踐還是制度領域,城市相互之間不再是不相往來或者以競爭為首要理念的關系,而是強調各城市之間的融通與協作。學者王春業指出:“單純賦予地方立法權的做法,已經無法滿足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而只有加強地方立法間的相互協作,才能夠獲得雙贏或多贏。為此,要求處于同一經濟區域的先發地區間的法制必須協調,要求加強地方立法間的協作,以提升區域的法律品質與區域的核心競爭力。” 而在城市之間融通協助的同時,區域中心城市在經濟文化、城市建設等方面的比較優勢和匯聚效應也將更加凸顯。中心城市是城市群的靈魂,是城市群的支點,城市群范圍、影響程度與中心城市的規模息息相關,呈現一種正相關系。 這為較大的市積極融入國家戰略,協調地區立法,輻射和引領區域發展提供了更大的舞臺。

從形式上講,城市群發展所需的制度類型主要包括公共政策、法律、合作協議和其他制度形式。特別是在一些具有城市群區域屬性的公共事務管理或公共服務提供問題上,更需要以法律這種較為剛性的規范形式來確認有關權利和義務,來規范有關社會主體的行為。 學者陳俊曾對區域一體化中需要立法規定或協調的事項做過問卷調研,其中受關注度較高的問題現階段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領域: 生產要素流動與市場準入、招商引資與稅收優惠、人才流動與勞動就業保障、資質認證與市場監管、技術合作與行業信息共享,以及生態環境治理與保護等。 學者王春業也指出:“單純賦予地方立法權的做法,已經無法滿足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而只有加強地方立法間的相互協作,才能夠獲得雙贏或多贏。為此,要求處于同一經濟區域的先發地區間的法制必須協調,要求加強地方立法間的協作,以提升區域的法律品質與區域的核心競爭力。” 。城市群的發展從根本上講是一種地方性發展,其制度保障離不開地方立法的創造性貢獻。

以寧波都市圈為例,其具體范圍包括寧波、舟山、臺州三市。主要功能在于高效整合三地海港資源和平臺,打造全球一流的現代化綜合樞紐港、國際航運服務基地和國際貿易物流中心,形成長江經濟帶龍頭龍眼和“一帶一路”戰略支點。這其中就涉及到陸海統籌、區域合作,充分發揮各地優勢,深入推進交通共聯、市場共構、產業共興、品牌共推、環境共建、社會共享等內容。寧波市要繼續在寧波都市圈里保持引領地位,并帶領寧波都市圈在長三角地區贏得競爭優勢,在進行城市發展規劃和立法規劃時,有必要充分考慮與舟山、臺州兩市共同就相關領域進行協調立規劃和立法,或者以地方立法的形式,保障相關事務的管理或公共服務的提供。

結語

綜上所述,在我國這樣一個國土面積廣袤、各地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差異巨大的國家,地方立法權的存在及其擴容有其必然性和客觀性。同時,考慮到維護法制統一、避免重復立法,限制地方立法權限和范圍也同樣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在這樣的背景下,結合市場經濟加速發展的新形勢,較大的市如何發揮獨特的作用,更好地以立法形式展開有效競爭,通過有效配置立法資源提高立法質量,有法有據地促進地方改革發展,積極開展區域合作、引領地區發展,為當地和城市群的經濟建設保駕護航,克減改革風險是值得我們認真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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