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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工作

檢視與完善:人大對法院監督的路徑探析

信息來源:北侖區人民法院 發布日期:2014-09-26 作者:彭志偉 胡 波 閱讀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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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再次明確提出要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建設,推動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時俱進,健全“一府兩院”由人大產生、對人大負責、受人大監督制度。對法院的監督是人大監督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憲法和法律賦予人大的重要職責。近年來,全國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認真履行憲法和法律賦予的職權,在進行司法監督、促進法院公正司法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較大的成效。但我們也應該清醒地認識到,人大對法院監督工作尚存在不少問題。當前我國正處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時期,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社會矛盾深刻變化,人民法院作為化解社會矛盾、調節社會關系的最后一道防線,面臨著艱巨的司法任務。如何在新形勢下加強和完善人大對法院的監督,保持人大監督與司法獨立之間的平衡,做到既加大監督力度,又不失職越權,對做好人民法院各項工作、確保正確行使審判權、維護司法公正具有的重要意義。

一、現狀梳理:人大對法院監督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認識偏差

近年來,人們對人大監督法院工作的認識在不斷提高,意識不斷增強,但由于種種原因,無論是作為被監督者的法院還是作為監督者的人大,都還不同程度存在認識上的偏差。

一是個別地方法院及法官作為被監督的對象對人大監督的認識不深,未真正樹立主動接受人大監督的思想,認為法院主要是接受黨的領導,人大對法院監督只是一種形式,對實際工作意義不大。甚至還有的對人大的監督存在排斥的心理,認為人大的監督是給法院找麻煩,沒事找事,對人大提出的意見和建議,在處理時敷衍了事。

二是人大作為監督主體在有些方面也缺乏主動監督的意識,對法院監督時思想上存在顧慮,在行動表現上顯得不太積極:有的思前顧后,沒征得黨委的同意就不敢去監督,或者擔心得罪人,放不開手腳去監督,只好做老好人;有的怕越權,監督后會造成不良影響;有的在監督時,從支持配合的角度考慮的多,監督制約角度考慮的少,使監督難以發揮應有的效果。

三是人大對監督法院工作的方式以及監督重點的認識上也還存在一定的偏差。我國的憲法明確了人大對法院行使監督權,但由于對監督權行使的方式及監督重點存在認識上的偏差,在一定程度上干擾了法院的獨立審判權。最典型的當屬“河南種子案”。2003年,河南省洛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在一起民事案件的判決中認定《河南省農作物種子管理條例》作為法律階位較低的地方性法規,與《種子法》相沖突的條款自然無效。此后,洛陽市人大常委會就該案的判決向河南省人大常委會請示,河南省人大常委會發文答復要求“糾正洛陽市中級人民法院的違法行為,對直接負責人員和主管領導依法作出處理”。筆者認為,人大對法院的監督為工作監督而非對具體案件的監督,即使洛陽市中院的判決有誤,也應按照審判監督程序糾正,河南省人大常委會的文件顯然已經超越了工作監督,直接干涉了法院的獨立審判權。

(二)手段缺位

當前,地方各級人大對法院的監督工作可以概括為:過于強調程序的監督,而忽略了實質的監督;過于強調一般性的監督,而忽略了針對性的監督;過于強調彈性監督,而忽略了剛性監督。在具體表現上,地方各級人大常常把聽取和審議工作報告、開展執法檢查、組織代表視察、專題調研等方式作為對法院監督的主要形式,而對于憲法和法律賦予的特定問題調查權、質詢權和罷免權等剛性手段,極少運用在監督實踐中。由于沒有很好的和剛性手段的運用相結合,聽取和審議工作報告、開展執法檢查、組織代表視察、專題調研等監督方式也停留在一般化水平上,唱贊歌的多,提意見的少,即使是所提的意見也多是無關痛癢,過多的流于形式,最終結果是致使人大監督權存在程度不同的虛化。

(三)履職能力不強

隨著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進程加快,人大的監督任務越來越繁重,而具體到人大監督法院的工作中,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就是人大作為監督主體其應有的履職能力還顯薄弱,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代表履行職務的能力與所肩負監督職責的要求有一定差距。部分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由于在黨政部門工作時間長,工作方式的還受慣性思維的影響,未能及時轉變角色,沒有站在監督者的角度去思考問題,從事監督工作。少數常委會組成人員或人大代表沒有從事過法律工作,缺乏監督應具備的基本的法律知識,對作為監督對象的法院工作不熟悉,在監督時常常說外行話,不能切入要點。甚至有一部分人大代表履行職務仍然停留在當“開會代表”、“掛名代表”的水平上,影響了監督工作的效果。

其二,人大內部司法監督部門組成人員的結構不夠合理。首先,年齡結構不合理,整體年齡偏高。由于年齡偏大,許多人在人大干上一屆就退休了,有的地方換屆時幾乎全換一遍,嚴重影響了人大工作的連續性、穩定性,使人大司法監督工作缺乏活力和生機。其次,知識和專業結構不合理。人大內部司法監督部門組成人員大多數是從非司法機關的黨政部門負責人轉到人大從事司法監督工作的,法律專家型人員少。再次,人大內部司法監督部門組成人員專職人員比例不高。由于有相當數量的常委會委員是兼職的,他們日常都有著比較繁重的本職工作任務,難以把主要精力放在人大工作上。

其三,機構設置與工作需要不相適應。現階段地方各級人大司法監督工作薄弱的一個基本因素,就是為常委會工作提供服務的工作機構不健全、工作力量弱,機構設置和人員編制與其法定職權不相適應,缺機構、缺編制、缺專業人才是普遍存在的現象。有些縣級人大負責其法院監督事務的往往只有一兩個人甚至出現空缺的現象。

(四)監督作用有限

對司法部門,尤其是普遍受到關注、直接涉及廣大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法院,每年地方各級人大都要依法開展大量的監督活動。但從實踐中來看,監督作用的發揮仍與廣大人民群眾的期盼存在一定的距離。比如對于聽取法院的專項工作報告,各級人大通常的做法是先組織專項調研組,對特定的事項進行調研。由于真正深入調研的時間不長,調研組一般也是在法院匯報材料的基礎上,結合調查發現的問題形成調研報告提交常委會會議審議后交由法院處理。而審議意見和決議所提的意見和建議是否得到有效的貫徹落實,調研發現的問題是否得到解決,人大很少再進一步實地跟蹤調查,從而難以對法院產生約束力。在執法檢查中也是不同程度地存在著“查了就了”的現象,對檢查發現的法律法規自身以及執法中存在的問題也沒有及時采取相關措施,對法院落實整改情況也很少進行有效地深入跟蹤調查和督辦催辦。同時,對選舉和任命干部也缺乏有效監督。對法官任免與職級晉升等事項,人大常委會的任命程序大都走過場,缺少實質的監督和把關。[1]實踐中人大很少啟動法官罷免機制,而司法腐敗案件更是很少直接通過人大監督而發現。因此,人大對法院監督還缺乏有效的著力點。

二、原因探究:人大對法院監督存在問題的本源

隨著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不斷完善和發展,人大對法院監督制度功能不斷得到強化,人大司法監督在國家監督體制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重要,為建立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實現司法公正,保障我國公民的基本權利發揮了重要推動作用。然而,從上述人大監督法院中存在的主要問題來看,當前我國各級人大對法院監督職能仍有待進一步發揮。筆者認為導致人大對法院監督中產生上述問題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人大常委會監督運行機制弱化

根據憲法和法律的相關規定,人大對法院的監督權主要由其常設機關人大常委會來行使。《監督法》的頒布實施,使人大常委會對法院的監督機制進一步規范化、法制化,基本明確了監督對象、內容、方式和程序。但是我們應當看到,實踐中人大常委會也面臨著自身運行的監督機制弱化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常委會組成人員問題。地方各級人大常委會專職化程度低,而對法院的監督是專業性很強的工作,但在人大司法監督部門中從事過司法工作的委員所占比例不高,這些問題從客觀上影響了人大常委會對法院監督力度的發揮。

二是自身監督問題。人大常委會作為人民代表大會的常設機關,有義務接受人民代表大會對其履職情況的監督。但實際上這種監督也顯得很薄弱,這就導致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缺乏履行監督職責的使命感,工作熱情不高,沒有及時而充分地履行憲法和法律賦予其的監督職能。

三是監督體制的運行問題。目前人大主要通過聽取和審議法院的年度工作報告和專項報告的方式開展監督,工作報告涉及到法院工作的方方面面,人大僅從區區幾千字的報告中很難發現法院工作中存在的深層次問題。

四是監督結果的處理問題。從審議結果看,人大報告存在通過與不通過兩種情形。通過的人大決議往往非常籠統,甚至千篇一律,與繁雜的法院工作相比缺乏針對性。[2]而對于人大決議不通過如何處理,由于缺少明確法律規定,實踐中做法不一,降低了人大監督的權威性。聽取和審議法院專項工作報告是監督法的亮點,近年來這種監督方式逐漸成為人大常委會開展監督的重要方式之一,但同樣由于沒有規定人大常委會對專項報告不滿意時的處理程序,專項報告也容易流于形式。

(二)人大監督面臨政治體制障礙

在我國,黨政領導體制是最核心的政治體制問題。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具有完整、系統的管理體制,在我國政治體系中發揮著特殊政治作用。因此,我國客觀上存在兩個公共管理系統,即執政黨公共管理系統和主要由人大、政府和司法機關組成的國家公共管理體系,在職能上各有側重。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體制決定了人大在國家公共管理體系中所處位置和職能的特殊性,使得一些涉及本行政區劃的重大事項常常由黨委決定后,就直接按分工由行政、司法機關執行,且黨委和行政、司法機關有時還共同決定某些事項,這些事項并沒有通過人大嚴格按照法定程序作出表決,對其在執行中出現的問題應如何進行監督,在具體的操作上還缺乏相應的制度規范。因此,如何在實踐中處理好黨的領導與人大監督之間的關系就成了充分發揮人大對法院監督職能所面臨的政治體制難題。

(三)人大監督法院的政治文化還未真正形成

有些人認為,當前人大對法院的監督未發揮出應有的作用,主要問題在于制度的設計。但是筆者認為,制度設計固然是一方面的因素,但透過制度本身在更深層次上,體現的是政治文化的問題。政治體制是由一定歷史條件下地政治文化所決定的。馬克思主義認為,人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這并不是說人民可以根據自己的意愿自由的去創造歷史,而是要受到一定的歷史條件的限制,這種歷史條件建立在既定、繼承過往的基礎之上。人大監督制度作為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自然也要受到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影響。而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向來都缺少監督的環境,這就使得建立在中國傳統文化之上的人大對法院的監督制度無法迅速地步入到現代法治的軌道上來,樹立與人大監督制度相適應的政治思想導向還需要一定的過程,因此在短時間內難以充分的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從而影響著我國人大對法院監督政治文化的形成。

三、完善之道:改進人大對法院監督的對策

在新形勢下探索如何進一步加強和改進人大對法院的監督工作,在人大和法律之間建立起良性的監督關系,既能充分發揮監督職能,又能確保審判權依法獨立行使,對于實現人大監督與司法獨立的有機統一、保障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維護司法公正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提高認識,進一步增強監督意識

這是加強和改進人大司法監督工作的首要前提。關于認識問題,筆者認為要深化三個層面的認識:

1.要深化人大常委會本身的認識。人大作為監督者應全面樹立監督的意識,進一步強化對監督法院工作的認識,以積極主動的、認真負責的姿態投入到監督實踐中去。一是應深入領會憲法和相關監督法律關于人大對法院監督相關內容的內涵精髓,把握好法定原則和程序;二是充分認識到人大對法院行使監督權是一種集體行使職權的行為,只有通過集體行使職權,才能避免出現偏差,防止在監督過程中出現紕漏,提高監督權的權威;三是充分認識在監督中尊重法院獨立審判的重要意義。人大對法院工作的進行監督,應充分尊重法院的獨立審判權,不能直接干涉法院審理的具體案件,更不能代替法院行使審判權,而是應采取聽匯報、調查、詢問和質詢等間接措施。如經調查認為是錯案確需糾正的,應當由法院、檢察院按照法定程序處理。

2.要深化法院及法官的認識。法院作為被監督者,應進一步強化接受人大監督的自覺性和主動性,在監督中不斷提升工作水平。首先,要不斷提高對人大監督法院的思想認識,充分認識到人大的監督就是對法院工作的支持,嚴格按照《監督法》的要求,自覺地向人大報告工作,積極配合好人大開展具體的監督活動,及時、全面、準確的提供相關材料。對于監督中發現的問題,要采取有效措施,有針對性的進行整改,并將整改情況及時向人大常委會匯報,聽取人大常委會意見。其次,法院要主動把各項工作置于人大的監督之下,對于重大工作部署及社會影響強烈的事項,要主動依法向人大匯報,爭取人大的支持,從而保證工作的順利開展,以此提升司法能力和公正司法水平。

3.要加大宣傳力度,提高人民群眾對人大監督法院的認識。我們知道,國家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作為國家的主人,人民通過人民代表大會行使包括監督權在內的國家權力。但是由于我們經歷了幾千年來的封建統治,人治、德治、專制的思想尚在人民群眾中縈繞延綿,因此培養社會對法律信仰、全面樹立和增強對人大監督法院的意識至關重要。首先要加強宣傳人大監督制度,采取多種有效可行的形式,廣泛宣傳人大監督的性質、作用和意義,使廣大人民群眾充分認識人大監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次要大力宣傳人大對法院進行監督的形式,讓社會各界了解和認同人大對法院的監督,從而提高監督的公信力,增強監督效果。再次要及時宣傳人大對法院監督的動態及事例,為監督活動的開展創造良好的輿論環境。

(二)明確職能,進一步理順監督關系

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人大是權力機關。人大對法院監督工作要順利開展,前提是如何正確處理好人大和黨委及有關國家機關的關系。黨委與人大、法院的關系是劃定黨的監督與人大監督職能分工的基礎和依據。

首先,黨與人大的關系可以從兩方面來理解,一方面,人大是黨合法執政的重要形式和基礎。黨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使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等黨的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即憲法和法律,從而實現黨對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另一方面,在依法治國方略下,一切政黨、組織和個人都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各級黨組織、黨的領導干部和廣大黨員需要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不可超越法律的權限。其次,黨與法院的關系,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人民法院開展各項工作都應當置于黨的領導下,這是由黨的執政地位和法院作為司法機關的性質所決定的。堅持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保證。[3]黨對法院的領導主要是政治領導、思想領導和組織領導。黨通過強有力的領導確保人民法院自覺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維護人民利益,在審判中堅決貫徹落實黨的方針、政策,積極踐行司法為民理念,健全法院內部的黨組織,保證法院系統黨員干部的先進性和廉潔性。對于這些事項,黨不僅具有絕對的領導權,而且具有最終的監督權。

而人大與黨在對法院的監督上是有分工的。人大監督對象是法院整體工作、法官任免與法院實施法律情況。黨的領導與監督重在法院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情況,對審判是否服務民生、保護弱勢群體、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等社會效果等問題屬于黨開展監督范疇。另外,黨與人大均有權對法院工作人員進行監督,黨側重于“黨員干部”的先進性、廉潔性,監督的客體是“黨性”,人大側重于對“法官”職業道德、法官審判作風、審判能力進行監督,監督的客體是“法官職業品性”。

理順了黨委與人大、法院的關系后,要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完善監督工作機制。首先,地方黨委要重視現實中存在的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現象,明確黨政分工,實踐中黨委就重大問題形成的決策,需要“一府兩院”組織實施的,應通過人大及其常委會依法作出決議或決定,將黨的主張經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意志和人民群眾的自覺行動,從而把黨的領導和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結合起來,最終實現黨委決策的貫徹執行。其次,黨委要在政治、組織、和重大決策上加強對人大工作的領導,尊重和支持人大依法行使監督權,及時幫助人大解決在開展監督工作中遇到的問題和困難,樹立人大監督權威。在進一步優化人大常委會人員結構方面,黨委要充分考慮從事監督工作的專業性,配備經驗豐富、熟悉業務的人員充實到其中。再次,黨委除了自身自覺在憲法和法律規定的范圍內活動外,還要重視運用黨委的領導地位,協調好人大與“一府兩院”的關系,督促“一府兩院”自覺接受人大的監督,樹立人大的威信,使人大真正成為地方黨委執掌地方國家權力的重要場所,這樣才能從政治上、組織上保證人大對法院監督工作的順利開展。

(三)調整對象,進一步改進監督方式

完善人大對法院的監督要對當前的監督對象進行一定的調整,應堅持直接監督與間接監督相結合,按照黨委、人大、司法機關職權分工的原則,將對法院落實黨所提倡的司法理念、所制定的司法政策的情況等黨領導范圍內的事項的監督交由黨委監督,將對具體案件的直接監督逐步轉為通過上級審判機關和檢察院機關依法啟動監督程序開展間接監督,在此基礎上,重新定位人大對法院監督的監督對象,進一步改進監督方式,規范監督權的行使。

1.以司法解釋、審判指導規范為切入點,加強法律實施情況監督。法律實施監督難在沒有著力點。聽取報告的方式難以使監督走向深入,盡管監督法規定了執法檢查程序,由于沒有明確執法檢查的內容、方式和具體程序,實踐中執法檢查還沒有成為一種有力的監督方式。筆者認為,加強法律實施監督應找準監督的切入點,這個切入點便是對法院發布的與法律實施有關的規范性文件進行合法性審查。這些規范性文件,在最高法院主要是司法解釋,在地方各級法院主要是指審判工作規范、上級法院出臺的審判指導文件、在轄區內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決議、批示、指導性案例等。司法解釋在全國范圍內參照適用,對于法律實施影響巨大,地方法院出臺的各類規范性文件、指導性案例,是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進行業務指導的載體,在其轄區范圍內具有普遍指導意義。這些規范性文件均涉及到法律適用問題,因此是法院貫徹實施法律情況的重要體現,應該成為人大監督的對象。此外,除最高人民法院落實《監督法》所規定的司法解釋備案審查工作外,地方各級人大常委可以建立相關的制度,規定法院出臺的審判工作制度、指導性意見、指導性案例等要在發布后一定期限內報其人大常委會備案。[4]人大常委會相關工作部門應設專門人員對這些規范的合法性進行審查,對違反有關法律的,通過一定程序提交人大常委會進一步審查,人大常委會認為確有問題的,有權予以撤銷。

2.以處理涉法涉訴信訪、維護穩定為契機,改善和加強對人民法院的工作監督。當前人大采取批轉信訪案件,要求法院作答復的做法過于粗糙,工作方式太過單一,既不利于及時維護群眾的合法權益,也不利于發現人民法院審判工作中存在的問題。筆者認為,人大需以處理涉法涉訴信訪、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為契機,在信訪工作不斷探詢監督的新途徑。在處理信訪案件時,要區別兩種情況。首先,屬于反映具體案件中法律適用、司法程序等案件質量問題的,人大視案件的司法處理階段做出不同處理。如果案件在上訴期內、二審期間,不可簡單地批轉給法院或發出督辦的“指令”,因為這種做法不利于問題的解決,且滋長了濫訪之風,而應該向當事人釋明,告知其依法提起上訴或等待二審法院審理結果。如果案件已經審理完畢,應根據具體情況通過一定程序督促檢察院依法啟動抗訴程序。其次,屬于審判作風、法官職業紀律問題的,人大應在廣泛調查的基礎上發現問題,并依據監督法第九條的規定,將反映出來的問題作為專項工作報告的議題,聽取、審議法院的專項報告。如果問題僅涉及到個別法官,人大應啟動法官考核和罷免程序。

3.以提高法官隊伍,提升司法能力為目的,加強法官任免監督。當前人大對法官的任免監督乏力。首先,由于法官管理體制類同于公務員,法院工作人員的招錄主要由政府人事部門負責,實踐中人大對法官“入口”環節缺乏監督。其次,助理審判員任命主要在法院內部進行,即便在助理審判員提為審判員的環節,人大常委會的任命權也往往是一種虛設。再次,法官任職期間,人大對法官業務能力、審判作風也缺少必要的日常監督。針對這一現狀,人大常委會作為法官的任免機關,應以提高法官隊伍整體司法能力為出發點,健全法官任免制度,通過加強監督,全面提升法官素質。第一,重視對政府人事工作的監督,保證法院招錄人員的專業化、精英化。第二,在審判員任命環節,人大要暢通信息渠道,充分利用當事人、律師以及檢察院和法院內部的監督機制,全面掌握法官工作情況,嚴格把關,對于不符合要求的堅決不予任命。第三,完善法官罷免工作機制,做好撤職案的審議工作,對于各方普遍反映其司法能力低、審判作風差的法官進行考察,確有問題的及時糾正,嚴重的要啟動法官罷免程序,將其清理出法官隊伍,從而保證司法隊伍的純潔性。

4.探索完善人大質詢程序,推進監督方式轉變。《監督法》第六章明確規定了人大啟動質詢的程序。與聽取和審議工作報告、專項報告等監督方式相比,質詢案可以針對法院在審判、執行、隊伍建設等工作中的某一具體問題提出,因此具有具體性、針對性的特點。同時,與以往的“個案監督”方式相比,質詢程序是監督法明確規定的監督方式,具有法定性,而且符合集體監督的原則,可以有效避免舊有監督方式的任意性和個人性。可見,質詢監督是人大監督方式的一個重要轉變方向,可以彌補其它監督方式的不足。然而自監督法實施以來,該種監督方式并沒有發揮出應有的優勢,實踐中地方各級人大很少啟動質詢程序。筆者認為,針對當前監督法規定過于簡單的現狀,宜進一步細化法律規定,首先要明確哪些事項可以啟動質詢程序,其次要規范工作程序,進一步明確質詢案的提交期限、受質詢機關的答復時限,再次,監督法沒有規定對第二次答復仍不滿意的法律后果,對此應加以明確,規定一個最終的處理程序,從而避免監督停留于形式。

(四)健全機制,進一步實現監督規范化

任何民主法治政治都必須有完備的體制來保證其目標的實現。作為社會主義民主法治政治的主要表現形式,人大及其常委會在實施監督權的過程中,必須通過不斷完善體制,做到制度化、規范化。目前法律對一些具體司法監督制度作出了某些規定,但總的來講還不規范,過于原則,執行起來也比較困難。近幾年,雖然一些地方人大常委會針對司法監督也制訂了不少的工作條例和辦法,但這些地方性法規在適用范圍、適用對象乃至內容規定方面都不盡一致,影響了國家法律監督的規范性。鑒于人大司法監督涉及到國家的整個領導體制,單靠地方立法是難以解決的。因此,要在法律上進一步對監督方式和程序作出更為具體的規定,細化操作程序,明確違反法律應承擔的責任,以確保人大對法院的監督事項從啟動至結束都納入法律程序之中。要通過全方位的健全完善有關法律法規制度,充分運用制度來監督人和事,增強人大監督法院工作的權威性,保證人大對法院的監督深入有序有效地進行。同時,應注重建立和完善以下幾項制度并把多種監督形式結合起來。一是開展執法檢查制度。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應強化宏觀監督,每年都應把執法檢查作為年度工作的重要內容。二是要督促司法機關建立健全執法責任制和錯案責任追究制度。要依靠法律和制度來規范干警的執法行為。三是述職評議制度。人大及其常委會要對司法機關主要負責人任期內的執法、施政、廉政建設情況進行述職評議。四是代表評議制度。組織人大代表對公、檢、法進行評議,特別是對司法機關執法方面的突出問題和行業作風上存在的問題進行評議。五是信訪監督制度。要從人民群眾申訴、控告、信訪中,發現和掌握重要信訪案件,加強對司法機關的個案監督。六是工作匯報制度。人大及其常委會要聽取法院專項工作情況和有關重大案件辦理情況的匯報。通過健全法律和建立完善各項制度,人大不僅可以有效地增強對法院的監督力度,較好地鞏固和發展對法院的監督效果,而且可以進一步延伸和深化人大對法院的監督。



[1]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編:《審判前沿問題研究——最高人民法院重點調研課題報告集》,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487頁。

[2]梁旭紅:《人大監督司法之應然狀態》,載《政治與法律》,2006年第5期。

[3]中共中央政法委編:《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讀本》,長安出版社2006年版,第43頁。

[4]黃銀萍:《嬗變:在監督中發生——巢湖市居巢區人大常委會監督法院工作紀實》,載《中國人大》200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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